不断提高制造业产业工人就业质量，是新发展阶段加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推动实现产业工人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根本路径。而从年初制造业就业呈现出一些特征现象来看，受到疫情等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可能会对实现制造业产业工人更高质量就业的目标造成较大挑战。

首先是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出现用工需求缩减。从现实情况来看，耐用品消费需求的下滑会引起产业链上游的零部件生产企业岗位减少，而零部件生产企业所受冲击会进一步向上传导到原材料生产制造端。与此同时，市场对销售服务的需求也将减少，引起相关服务业劳动用工需求的下降。其次是制造业灵活化用工有增加的趋势。制造业灵活化用工涉及劳务派遣、劳务合作等形式，当然，制造业企业灵活化用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企业生产订单的季节性波动、疫情冲击、劳动力供需的空间错配等。

一般认为，高质量就业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之上。换言之，产业工人总体就业质量得到改善不仅有赖于就业和社保相关制度的保障力度，还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就业环境、劳动报酬、成长空间等不断提升。

在经济增速放缓，劳动者岗位变动率有加大趋势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市场能够高效地将低生产率企业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到高生产率企业，那么平均生产率和就业质量将会随之提高。但实际情况是，虽然就业需求缩减会导致低生产率就业岗位退出市场，但并不必然创造更多更高生产率的就业机会。那些高生产率企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也需要控制劳动成本和压缩投资性支出来维持企业生存。而且，如果经济增速放缓时，新创造的岗位中灵活化用工比率增大，那么，此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难以实质性提高产业工人队伍的就业质量。

实际上，当前阶段灵活就业规模大量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造业新增就业机会的生产率水平并不高，产业工人就业质量没有得到有效提高。改善就业质量就像攀登螺旋阶梯，不仅需要借助经济下行阶段的力量旋转和消除低生产率的就业岗位，更需要借助经济向上复苏的力量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空间。当前，一些地区一些制造业企业中出现了灵活性用工增加，实际上反映了经济下行压力下，充分就业与高质量就业的两难。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用工需求收缩产生的出清效应，在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和低生产率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大的转移再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往往会在工作时间、工作待遇和社会保障方面展现出较大灵活性，这反而成为制约制造业就业质量提升的因素。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由此导致一定程度上制造业的低生产率岗位破坏有余，而高生产率岗位创造不足，制造业产业工人队伍的就业质量提升面临多重压力。提升产业工人的就业质量，要做好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要用好用足当前各项稳增长稳就业政策措施，通过稳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促就业，从而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其次是要顺应市场规律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劳动争议。第三是要依法加强对制造业灵活化用工的监管，制造业灵活化用工的规模、岗位等不可逾越劳动法律法规的底线，不能减损劳动者权益，更不能在劳动关系的确立等方面搞变通或规避法律监管。

需要补充的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应更加注重对青年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人员的权益保护和技能升级。从现实来看，青年群体和低学历群体岗位转换频率相对较高，但在工作阶梯中实现向上跃升和改善就业质量的难度却较大。要加强对青年群体和低学历群体的技能培训，维护劳动权益，协助其顺利就业并努力实现高质量就业。(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副教授 陈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