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步入常态化监管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更为规范、健康。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会变得更加明确，从而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成果，不但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改善经济活动的普惠性，还降低了创新与创业的门槛，加速创新并孵化了许多新的数字经济业态。利用规模经济和长尾效应，数字经济服务已经覆盖超过十亿个人和将近一亿个体经营者，创造了两亿左右灵活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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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数字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不少值得深入思考并解决的问题。比如，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是否必然导致垄断？做大企业规模是每个企业家追求的经营目标，而规模越大、效率越高，可能造成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局面。

又如，数字经济企业确实具有很强的创新基因，但成为“巨无霸”之后，是否还会保持创新动力与能力，值得观察。比如所谓“猎杀式并购”，就是一些头部数字平台大量收购相近业务领域的初创企业，然后束之高阁，其目的是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还有一些头部平台通过烧钱做大市场，也许会挤占创投基金，影响硬科技创新。

在传统经济中，企业、市场与政府分别发挥经营、交易与调控的功能。但平台企业打破了上述三者之间的分工边界，它既是经营主体，又是交易场所，同时还发挥一定的调控作用。由于数字经济具有许多全新的特性，因此不应简单套用传统经济的治理方法，而应从理念创新入手，构建治理体系。

传统意义上，是否存在垄断，除了看市场结构，也要看市场行为。如果单纯地惩罚大企业，就是在惩罚竞争优胜者，对行业发展、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如果企业在做大经营规模的同时增进了消费者福利，那就不应该受到惩罚。而反映消费者福利的一个指标就是价格，如果企业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提高价格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就是垄断行为。

不过，消费者福利或价格这个简单易行的标准，在数字经济的垄断行为面前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因为许多平台经常压低价格甚至提供免费服务。不收费并不一定意味着“免费”，也并不一定表明这些企业不拥有垄断地位。虽然“免费”服务在短期内对消费者有利，但如果这个商业策略的目的是做大市场规模甚至改变市场结构，最终获取垄断地位，从长期看对消费者是不利的。也就是说，消费者福利标准不适应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

因而，判断数字经济领域是否存在垄断，既不应该简单地看“消费者福利”，更不应该只关注“企业规模”，而应重视“可竞争性”条件，即潜在竞争者进入或退出市场的便利度。

如果便利度高，潜在竞争者就可以对在位企业形成较大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一个行业只有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在位企业也无法自由地实施垄断行为、榨取高额利润。需要指出的是，“可竞争性”条件的决定因素是潜在竞争者进入的沉没成本，其中不只包括营业牌照，也包括用户和数据等条件。较强的“可竞争性”也不必然导致较高的竞争程度，但仍然可以阻止在位企业实施垄断行为。因此，“可竞争性”条件是可以指导平台经济领域经济监管与反垄断执法的重要概念。

平台经济的监管政策可关注“可竞争性”条件。如果保持很高的“可竞争性”，形成垄断的可能性会下降。即便发现垄断行为的证据，也尽量不要采取分拆的做法，而应该尽力减少潜在进入企业的沉没成本、降低进入与退出市场的门槛。比如，如果重要的进入门槛是用户人数，可考虑在不同平台之间实现联通，以此类推。当然，这些措施不可能彻底消除大平台的相对优势，也不应无视平台在大量投资后获取一定回报的正当要求。采取政策措施保障一定程度“可竞争性”条件的目的是防范出现垄断行为，而不是盲目地追求平台之间的绝对平等。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